厦门大学李无未教授所著成果《台湾汉语音韵学史》，获2019年“福建省第十三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获奖成果简介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以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学者探讨为基础，以专著形式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这在国内外还是第一次，故而选题具有重要学术史“创新”意义。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中国汉语音韵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内涵丰富，贡献突出，影响面大而享誉世界。科学的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内涵通过借助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成果来完善和丰富自己。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毕竟具有许多优秀的理论和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且自成学术体系，非常成熟，需要我们科学对待，进而加以研究。

　　二、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一）主要内容

　　其一、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发端和形成。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与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史彼此互为关联，是个统一体。“大中国”的原则性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我们认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观念基础;其二、把握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期和特点，既要考虑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台湾政治体制、文化特质、教育制度对汉语音韵学研究格局的制约因素，也要顾及到台湾汉语音韵学自身的学科发展历史脉络特点；其三、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成果，按照通论、理论、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现代音和方音、语音比较几个大的类别结构形式进行盘点，宏观把握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学术发展“多向”脉络；其四、汉语音韵学本土派的“守成”进步与汉语音韵学“洋派”的开放活跃，竞争与协同，交相辉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构成了多元并存的学术格局；其五、贯穿着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主流意识，即培植中国文化之根。尽管有过荷兰、日本殖民“变异性”文化短暂浸染，但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中国文化“母体”本色不变；其六、站在东亚视域看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就会发现台湾地区汉语音韵学研 究与日本、韩国、中国大陆的“辐射”和“互动”效应十分突出；

　　其七、台湾汉语音韵学被一些人“边缘化”风险是存在的。汉语音韵学文献研究“范式”在求变;“越界”整合，衍生出新的汉语音韵学学术领域，显示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二）重要观点

　　其一、中国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要注意消除的几方面意识:一是过分强调大陆汉语音韵学主流意识，即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学术发展的决定性主导作用，导致研究的片面性。二是台湾有一些学者残留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皇民意识”，过分强调与大陆的隔阂性，人为地割裂历史，为台湾汉语音韵学“独立”于中国而制造舆论；其二、方师铎等认为，台湾学者成果与大陆学者成果“浑然一体”，“大中国汉语音韵学史”观念十分突出。按照学术走向，我们将1945年后分为重建时段(1945-1949)、创设时段(1949-1973)、发展时段(1973-1992)、繁盛时段(1992-2016)；其三、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文献盘点，以问题和时间顺序为中心。一是台湾汉语音韵学史“通论”呈现特点为:文献汇集很有特色;汉语音韵学教科书，教学与普及结合，体系与目标结合，逐渐走出了不同于欧美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汉语音韵学教科书的路子。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汉语音韵学教学理论体系，十分成功。汉史观挖掘富于成效。不回避矛盾，承认学术流派差异，公正而客观。汉语音韵学“精品”示范效应明显。译介国外汉语音韵学论著，与国外学者的直接交往紧密结合。台湾声韵学会设置优秀青年学人奖，推出优秀学人，后来学业优异。所建构汉语音韵学理论与方法有着较强的适用性。结合新的理论与文献，对传统汉语音韵学理论进行梳理，获得了许多新认识。引进新的理论与方法，充分注意对研究汉语音韵学的适用性。重视汉语音韵学术语内涵厘定及确定标准的理论研究。台湾学者构建汉语音韵学跨学科应用理论，以及寻求其解释学意义，扩大了汉语音韵学的应用范围，又为解决相关学科理论问题提供了出路。它已经突破了汉语音韵学“狭隘”的学科观念，向着“综合性”方向发展。汉语音韵学与现代语言学结合衍生出新的研究模式，诸如汉语方言接触与音韵结构变化关系、历史层次与方言层次构成、汉语语音循环，或曰回头演变模式、汉语语音连环变化、汉语语音史“速率”与“续断”、汉语语音的移位理论、生成音系学与汉语音韵研究、优选理论与汉语音韵学研究等。新的研究模式带来了新的生机。将传统声韵学理论与计算技术结合而演绎出来的方言计量领域，数学模型成为汉语音韵学一个新的解释学象征;运用实验语音学方法研究汉语语音“共性”与“个性”规律，并延展到汉语音韵学领域，实现自我思维模式的突破。汉语语音史分期理论依据和标准各不相同，歧见纷纭。郑再发汉语语音史分期理论独树一帜，充分考虑到“内质”和“异质”要素，解释力很强。二是台湾汉语上古音研究规律性:早期以“移入性”研究为主，但不失区域色调;日治时期，以“强制性”比较与语言接触的“内核”学术观念为常态，与真正的汉语上古音学术研究关系并不大;1949 年以后，大陆传统上古音研究与现代上古音研究范式交替出现，“移植性”印记突出，其理论与方法不可能是“自源”的，原生态的。台湾汉语上古音研究，汉语文献的、汉藏语视角的、汉语方言的，各行其道，但相互交叉、融合，成就卓著。上古音研究理论不断创新，理论模式多姿多彩，学说体系多样化。紧密跟踪世界语言学学术进展信息，主导汉语上古音研究趋势与方向，对世界汉语上古音研究未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但其整体性与系统性总结还不尽如人意。三是汉语中古音研究历来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核心:在文献发掘上，既注意覆盖面的宽度，又注意发掘的深度。对汉语中古音音系“时空间”特性的认识取得了重要突破。对“热点”比如“重纽”讨论得极其深入。文献与新理论的结合，尽力贴合得紧密，大有“无缝对接”之势。从老课题开掘出新问题来。四是台湾学者对汉语近代音研究:其文献的利用，由单点、多点而向整体性推进，全面开花，五彩缤纷，令人目不瑕接。对前辈学者研究的“质疑”和“验证”，促进人们进行反思，作深入思考。对汉语近代音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总结。寻求研究汉语近代音的新模式。五是汉语方言语音研究方兴未艾，大有取代汉语音韵学之势。杨时逢承袭赵元任，发扬光大。李方桂中国境内语言和方言理论，构成了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内核，解释能力大大增强。历史文献发掘与现代方言实地调查相结合，汉语方言与非汉语语言比较，“个性”特征与“共性类型”研究交替呈现，汉语方言基本规律正在不断地被揭示。闽南话语音研究独特性地位空前地受到推崇。这和一些学者强烈政治意识直接相关。其他方言区方言，比如客家话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和开发。但汉语方言研究过程中的价值判断，比如将闽南话称之为“台语”“失衡”，导致了一些学者对汉语方言之间关系研究的“错位”， 直接阻碍了正常的汉语方言研究历史发展的进程。六是以学术“谱系”视角观察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则可以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益: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学术“谱系”形成脉络十分清楚，无论是从“明郑”前后时期看，还是从日本占领台湾时期来看，亦或是两岸分离以后的情况来看，学术“血缘”的“主干”运行曲曲折折，幽暗与明亮交替呈现。纯粹的始终单一学统“独步台湾”情况并不存在。即便是日本军国主义严酷统治时期，传统“小学式”的汉语音韵学研究仍然在民间活跃着，一些学者努力延续汉语音韵学“血脉”。两岸分离以后的70年来，赵元任、罗常培、王力、李方桂等现代汉语音韵学和章太炎、黄侃等传统汉语音韵学 或交叉或独立传承，占据学术“血脉”主导地位，形成了十分严谨而有序的学术谱系“延续”结构。也有一些学者试图“扭曲”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学术“谱系”延续方向，比如改变李方桂等理论“规则”，因为在“学理”上行不通，故而，难以形成自己的学术“血脉”。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学术“谱系”，“师承”“基因”固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学者们后天知识体系的“养成”、个人的意志力、学术环境与机遇，则更为重要。七是台湾各个历史时期汉语音韵学“母体意识”。台湾与大陆汉语音韵学“母体”关系来说，血浓于水，反映了当前台湾主流汉语音韵学史研究者的心声。八是东亚整体内部之间、东亚与欧美各国学者之间汉语音韵学的各种复杂关系，需要科学定位。从学术流派上讲，已经明显分为两大阵营:章黄王力传统学派和李方桂等现代学派。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多元化，使得学派之间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九是台湾汉语音韵学与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互动”。25年来，两岸汉语音韵学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共同体”逐渐形成，这对汉语音韵学研究向着更高层次迈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十是东亚各国汉语音韵学学术差异及价值。东亚各国虽然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汉语音韵学研究传统，但因为各自国家制度、语言、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其学术发展道路肯定不会“雷同”。但高本汉汉语音韵学“范式”，使得东亚各国汉语音韵学研究“趋同”趋势明显。东亚汉语音韵学“创造产生于相互运动，相互浸透，相互作用的生成系统之中。”这当然包含了 各自丰富的语言学理论内涵。十一是传统汉语音韵学文献研究“范式”求变。“异域”之眼，转换了人们思考汉语语音史的观念方式。一些学者快速“转向”，强化了汉语音韵学与汉语方言学的深度融合，嫁接出新的学术成果。以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形式语言学眼光研究汉语音韵学，正在衍生出新的学术领域。但在求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功利化”与“泡沫化”倾向。中国汉语音韵学的出路在哪里?李方桂、竺家宁、萧宇超、李存智都在探讨。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和民族语言学、汉语音韵学“跨学科”研究，建立新的“中国学派”学术研究范式是当务之急。

　作者简介

　　李无未，吉林大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日本汉语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商务印书馆，2018）、《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上、下册，中华书局，2017）、《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1912年前）》（60册，中华书局，2015）等书。在《中国语文》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曾获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优秀著作奖励、“王力语言学奖”、教育部人文社科奖、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二等等奖项。作为首席专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任务。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