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国家治理体制的完善与进步，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逐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及当时的社会形态，要求他们更多地关注革命道路的批判性形态，而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建设问题只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科学预测，提出了一些指导性观点。今天，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我们，应如何通过探索、实践，走出一条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的新道路？

近日，省社科联、省委讲师团、省社会建设研究会在厦门联合主办省社科界“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论坛，与会者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关系，展示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担当，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底蕴和当代价值。他们认为，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学习研究、组织重点课题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建设创新的大数据分析和基层社会创新实践的总结等方式，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在新常态下的新任务，探讨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的内涵和特点，总结福建基层社会建设的创新经验，服务于我省“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

◆马克思社会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是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本性与政治本性的社会制度基础考察，是对财富领域与政治领域、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这两个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视阈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基于此，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荣军教授认为，现代国家要想在对民生的改善和对民权（民主）的维护中，寻获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来源和支柱，必须实现从“政治国家”向“社会国家”的历史转型。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必须从马克思关于“现代的灾难”（“资本拜物教”）和“遗留下来的灾难”（“权力拜物教”）的论述出发，努力解决经济上的市场化与再分配以及政治上的反腐败与制度化这两个核心问题。唯此，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的机制作出总体性建构。

刘荣军教授说，对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这一基本问题的正确解答，是马克思科学解决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的总钥匙，也是我们正确把握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问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站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实践语境来考察，全面深化改革并不只是一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纯粹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一个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等紧密联系的综合性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问题，是一个关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经济哲学与社会政治哲学问题。这一问题虽然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直接表现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但其背后所投射、折射并映射出来的却是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牵涉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私人与公民的关系这样两个社会秩序重建与社会道德培育的现实性问题，因而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手稿中提出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这样一个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性问题。

研讨中，许多学者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考察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及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伟大意义，可以发现：市场经济自身所蕴含的这种平等精神与自由理念，既孕育了市民社会的个体主体性也内含着现代社会的社会公共性，这对于社会主义合法性的落实、社会权利的强化以及公民国家的建构具有一种“世俗基础”的现实意义；与此相适应，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的把握与处理，也就具有了一种“划定界限”的社会功能，它现实地要求我们以社会主义“合法性”的落实与政府“公共性”的回归为皈依，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在统一，通过限制政府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和消除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而重建一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与道德观念。

◆马克思实践观视野下的“互联网+”

当今时代，“互联网+”作为互联网发展的新形式，已成为影响人们行为方式和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它形成了“连接一切”“开放生态”“跨界融合”“重塑结构”“创新驱动”“尊重人性”六个特征。马克思实践观的三个重要维度是生产维度、革命维度、主体维度。马克思实践观是将生产维度、革命维度、主体维度统一起来，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现了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晓尧、许斗斗认为，运用马克思实践观解读这六个特征，可以准确地认识“互联网+”所蕴含的生产维度、革命维度、主体维度，并将其理解为互联网发展的新实践，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互联网+”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为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首先，“互联网+”的特征体现了其作为实践的生产维度。连接一切以调动最广泛的生产资料促进生产力发展。开放生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互联网+”不仅收集信息，还要促进信息跨时空、跨地域的广泛流动和使用，实现信息这种生产要素的快速高效流通。与此同时，依靠创新、创意、创新驱动，要做跨界融合、做协同就一定要优化生态。“互联网+”不是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简单相加，而是要打破界限，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创新驱动为生产力发展持续助力。依靠大量要素投入的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对要素重组来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

其次，“互联网+”的特征体现了其作为实践的革命维度。“互联网+”所蕴含的革命具有现实的力量。这种现实力量就是物质的力量，就是生产力。“互联网+”开放生态打破了产业界限，为交换信息、分享信息提供了通道和空间，催生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协同经济或共享经济。此外，“互联网+”跨界融合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新业态。“互联网+”重塑结构的特征推进了组织方式的变化。马克思实践观的革命维度力图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作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改变。“互联网+”重塑结构的特征继承了这一维度。“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是扩散式的，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信息的实时传输。这样在消费领域，人们能更加主动地把握潮流，作出更加能满足自己个性化需求的选择。

第三，“互联网+”的特征体现了其作为实践的主体维度。“互联网+”尊重人性的特征强调人的价值的实现，明确了人在“互联网+”发展中的地位，人不是其发展手段和补充，而是其目的，是其价值所在。这突出地体现在“互联网+”时代智慧民生的发展。

研讨中，学者们指出，马克思实践观人的主体维度的实现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合理互动。“互联网+”创新驱动、开放生态的特征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解读“互联网+”要将其置于马克思实践观的视野之下，将其理解为一种新的实践，才能全方位地把握其科学内涵，发掘其所蕴含的多重维度，实现“互联网+”健康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树立生态文明生活方式具有启发意义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与生态问题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不少思想家站在生态学立场上，对现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了深刻反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独树一帜地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绿色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并且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方面阐释了绿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将形成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统治”自然。在这种新的模式中，人居于中心地位，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新的和谐关系，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曾文婷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它既是对以往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的态度时，不要放弃“人类尺度”，而应该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尺度。这既突出了人类利益的整体性、长期性，又承认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性，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途径，并为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威廉·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中，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把满足等同于无止境的物质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范式。他强调，只有减低人的需求、改变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使人们通过直接性的生产活动获得自我实现，才能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活动和自由时间的活动都具有丰富的意义，并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幸福。

曾文婷教授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批判，对消费活动与生态危机之间的联系的揭示，有不少可取之处，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生态危机的成因，对于我们积极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有重要启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通过参加直接性的生产活动来追求满足和自我实现。这种劳动闲暇一元论的主张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树立新的需要和幸福观，从而最终实现创造性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学者们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克服异化消费、实施生态理性作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把社会变革的动力植根于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变革，这有失偏颇。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是和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仅仅依靠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变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但是，应该看到，在全球性生态性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生态社会主义所倡导的这种生活方式，对于我们反思传统的生活方式、树立新的符合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