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孝荣

2012年5月18日

各位台湾同胞，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好！

这两天，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台湾中华公共事务管理学会在美丽的福州西湖之畔，共同筹划举办了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研讨会。两岸60多位学者聚集在一起采用互动管理方式，就“两岸社团在交流便利化过程中的使命”和“两岸社团在开发平潭综合实验区中的作用”两个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讨论，大家都觉得会议开得很好，收获很大。

互动管理研讨模式是由汪明生先生从美国引进到台湾，在台湾前后10多年间共举办二十多场，都有比较好的评价，这不容易。这次两岸民间社团交流合作论坛采用这种方式，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这两天大家专心开会，脑力激荡，精神可嘉。作为一种提出问题、触发问题、筛选比较、建立共识的互动管理研讨过程，其价值不仅在于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促进思考和深化认识的过程。所以，被认同的问题和没有被认同的问题都有认知和思维价值。

在“两岸民间组织在交流便利化中的使命”议题讨论中，在宏观决策层面，多数参会专家学者都赞同成立两岸非营利组织专门协调机构，先行成立闽台社团交流协调会，鼓励两岸学界、商界及其他社团参与；在两岸社团交流中强化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效资源的挖掘，凝聚共识，推动两岸交流便利化；深化研究政府、市场与社团之间的关系，使三者之间形成积极互动，共同推动两岸经济社会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一起面对国际化的挑战；利用两岸民间学术社团精英的社会资源，为政府与民众搭起桥梁，传递公众诉求，协调两岸利益关系，化解两岸各自面对的社会矛盾；夯实两岸社团交流的民意基础，简化往来手续以及降低交通费用，推动两岸社团交流机制的便利化、常态化、可持续性发展；推动两岸扩大公益型非营利组织捐赠之个人与企业税赋减免。

在操作层面，多数与会者希望推动设立两岸社团发展基金，构建综合评价体系，以及建立基于绩效与信誉评估之上的资助制；推动两岸社团策略联盟、平台搭建、技术转移、人才培育、文化传承与创新；两岸社团要在文教、医疗、旅游、交通、社区建设等领域积极开展活动，以促进两岸的实质性交流并持之以恒；充分借用传媒力量，整合资源、转化成果、扩大影响、强化自律、促进可持续发展；可以大陆和台湾南部的合作对接作为试点先行政策放开，促进第三部门的合作，提供政策制定与推动的参考；积极为两岸青年学生社团的交流与合作创业创造条件等等。    

应该肯定，上述这些都是事关两岸交流合作大局的紧要问题。当然，会上也有一些意见，例如，要加快民间社团的立法过程，实现民间社团专项法律系统化；推动民间社团登记管理制度改革，促进民间社团登记管理制度由传统体制向现代性转变；排除人为障碍，构建两岸社团交流的规范，引导交流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成立相同性质的NPO两岸联合研究协（学）会，建立政府与民间社团定期的共同决策机制，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仿照两会模式，在文教、卫生、宗教等领域建立由两岸人民共同组成的民间社团；发挥商会与行业协会等两岸社团作用，定期关注、推动、监督两岸政府的相关交流政策的实施；两岸社团要通过相互交流学习，凝聚共识，增进交流理性等等。这些意见虽然没有成为多数人的选项，然而，这其中包涵着不容忽视的思想价值。

在“两岸社团在开发平潭综合实验区中的作用”议题讨论中，修正的增强结构图显示，多数参会者认为，要促进社团的改革与创新，加强两岸社团的交流合作；由两岸社团共同设立平潭法律制定咨询委员会，订立属于平潭运作之法律建议，相关决议由平潭管委会遵行并予以实施；两岸社团联手将平潭开发议题尽快纳入“ECFA”后续协商，形成专项补充协议条款；由两岸有关社团共同召开“ECFA”与平潭开发研讨会，在两岸社团层面推进对平潭“五个共同”的理论与策略的讨论，并不断探索新的学术交流运作模式；在平潭设立具有相当规模和辐射力的“文化社团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提升文化认同；两岸社团应以文化产业的发展为重点，促进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在平潭第三部门的组织登记采用单一制，将登记管理与业务主管合一办理；由两岸社团共同建立法律纠纷处理机构，凡属平潭地区发生之法律纠纷、诉讼皆由此机构进行判决；在符合两岸政策，着眼平潭先行先试的优越性，与两岸政党交流的现实情况下，建议逐步以短、中、长期的努力与充实，增加与提升政党活动。此外，多数与会者还提出台湾来平潭之从业人员，平潭应免征个人所得税，以提高至平潭工作的意愿；开发资本受益凭证，提供给大陆和台湾人民共同认购等等。这些意见不仅有其认知深意，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与前议题一样，一些与会者提出，先要转变平潭政府职能，两岸社团生存及其互动交流才有空间。应成立两岸社团平潭发展后援会，构建或在平潭管委会授权、协调与监管下，成立“平潭海峡服务集团”作为“准”民营组织，发挥两岸社团在平潭开发中的独特作用，开展平潭两岸合作治理；建立网页平台，实现资讯透明化；设立专责机构，辅导协助企业投资相关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虽然没有成为多数人的选项，然而，这对于丰富完善平潭开发建设规划，更好地发挥两岸社团在其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上述讨论说明，这次两岸民间社团合作交流研讨会获得多数与会专家认同的相关选项，虽然体现了互动管理研讨模式脑力激荡所呈现出来的极其宝贵的思想火花和智慧之光，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此，必须在此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更深入的研究。因为，这些问题中不仅存在着宏观与微观、政府与团体、眼前与长远诸多方面的差别性，而且从学术层面来观察，这些问题只是给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向或选项，并不就是学术成果，更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决策依据，如此，我们可能对政府决策和社会实践造成误导。

所以，我们应该在互动研讨的基础上，对相关选项分门别类进行调查论证和系统化，使之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只有这样，我们互动研讨会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没有或只获得少数认同的问题，也不应被我们忽视。因为，这些问题没有获得认同，可能受到参与对象的知识背景、以及两岸关系成熟度和实践所呈现给我们的现实可能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和影响。因此，没有被认同的问题同样应该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问题的思想材料或不同的观察视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相关问题的讨论真正引向深入，进而提升我们研究的科学价值。

总之，互动管理研讨会是两岸民间社团交流合作的新探索。现阶段两岸交流和平潭开发必须而且只能以政府为主导，两岸民间社团在其中必须而且只能发挥推动和促进的作用的。目前两岸关系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两岸政府间还无法直接进行协商谈判，这就为社会团体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性。民间社团可以在了解社情民意，反映民众呼声，体现其作用，并在政府不便的情况下，获得授权先行接触协商，促进各个不同层面的交流，为两岸交流便利化作出贡献。

学术研究活动是为实践提供帮助的，但并不就是实践本身。学界交流可以有多种方式，互动管理只是其中的一种，这种方式可以形成有价值的学术话题，但学术研究是在这种模式之外，而不存在于这种模式之内。就学术研究而言，学术承担者必须具备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不以世俗或长官意志为转移，而应以追求真理和科学认知为已任。学者的任务在于实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重视成果的认知价值，必须甘于寂寞，把注意力放在寻求学术创新突破之上。

政治家与学者有所不同，政治家是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中把握机会，努力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政治家还必须深入到民众中去，宣传政治主张，建立社会共识，厚积政治资源。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政治家不仅要有政治敏感性，善于把握机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为实现政治目标服务。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因应时代发展，坚持与时俱进，甚至等待和妥协都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家总是在前台，而学者则居于后台，政治家是鲜活的，学者是寂寞的。然而，政治家和学者之间存在彼此合作依存的空间，这就是科学性与规律性。离开对科学的尊重和规律的遵循，政治家就会自断前程。因此，有作为的政治家必定会寻求与学者的合作，礼贤下士，网罗人才，让有识之士成为事业发展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真正的学者必定化学术为生命，通过学识造福于社稷民生，这种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形成了学者与政治家合作的意愿，因为这种合作是实现学识社会转化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当然，其前提必须保持学者人格和学术之坚守，避免追逐个人功利之目的，否则，就有可能造成社会与个人之不幸！

应当肯定，互动管理研讨会模式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推广价值，特别适合于政府、企业及民间社团开展诸如决策听证、企业策划、民意调查等等。互动研讨模式对于听取意见，集思广义，建立共识，具有独到的创意。

但是，互动管理模式研讨会要求参与对象要有与议题相对应的阅历和专业背景。在不预先设相关选项的情况下，与会者必须能够围绕议题自由地提出个人认为最值得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才能真正集中与会者的心智；互动管理研讨会的工作人员，必须由高素质的专业人员组成，从而对参会人员的相关提案，能够进行准确高效的整合，以提高互动效率，避免互动过程的厌倦和烦躁；组织者还要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与会者表达相关看法，以扩大思维空间，提高智慧集中程度。概言之互动管理研讨模式有利于提出有价值的学术话题，但对于学术论题的讨论则有明显的局限性。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台湾中华公共事务管理学会共同举办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增进交流，增进了解，增进共识，进一步寻求合作的空间，为两岸和平发展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两岸学者为这一目标而来，欢聚一堂，自由发表意见，积极为两岸交流合作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献计献策，殊为难能可贵，这是本次论坛成功之处，也是意义所在。

注释：互动管理(Interactive Management, IM)为因应与预应当前全球化与在地化下社会复杂系统工程之所需而发展，最大功能在于有效厘清与协助化解错综复杂与瞬息万变的争议与沉疴。系由John N. Warfield于1980年代主要汇整动态程序的名义群体技术与静态结构的诠释结构模式而成，其目的系在组织中运用独立思考、集思广益、互动学习与图示呈现等技术，以克服超越一般形态方法无法厘清克服的问题，其方式系以连续经由一个或多个回合的互动来达成三阶段的作用中，包括文档期阶段（planning phase）、互动阶段（workshop phase）与追踪阶段（followup phase）(汪明生，胡象明，2010)。在美欧、日本及中东等国家地区已经成功操作300多个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及第三部门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