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关乎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在“农村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论坛上的讲话

来源: 福建省社科联 发布时间:2013-01-07


 


谢孝荣

2012年12月15日


各位专家、各位同志们:上午好!

“农村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论坛,是由福建省社会建设研究会牵头申请,省社科联批准,福建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农大人文学院共同承办的省第九届社科界学术年会分论坛。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主办单位向与会的全体同志表示敬意和问侯!向为承办本次论坛付出大量辛苦劳动的同志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在今年申报批准设立的30个学术年会分论坛中,涉及“三农”问题的有“城乡平等就业”、“现代农业顶层设计”、“城乡统筹评价指标”、以及“农村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等问题。由此可见,现在关注“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逐渐多了起来,这是可喜的现象。

“农村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选题。学术前沿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一问题的关注之高、积弊之深、革新之需、突破之难、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需要理论勇气,更需要学术智慧。

从直接现实性来说,推动农村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契合的。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不仅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而且对社会管理的论述更加全面、系统,并把创新社会管理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进一步彰显了社会管理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上述说明,举办“农村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论坛,体现了主办方对十八大精神的理解和追求。

从更为远大的背景看,推动农村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关乎中华民族复兴百年之梦。尽管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作为一个整体被提出来,而事实上,在上世纪的100年内“三农”问题始终困绕着中国人,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这主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我国农业大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及采取的决策和措施,不仅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道路,也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其中包括建国初期党领导土地改革和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所获得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确立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所取得的成功;以及此后党对“三农”问题采取的发展农村非农业,推进城镇化,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建立新的农业合作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措施。这些措施彰显了我们党力图从深层次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努力。农业合作化之后,我们党虽然在“三农”问题上曾经有过曲折和反复,发生过不少失误,特别是“文革”错误。但既使在这一时期,我国农业总产值及粮棉产量都保持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许多农业基础设施也是在这一时期进行布局和建成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三农”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仍然是我们党治国理政需要认真面对和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三农”,关健出路在“三农”,突破点也在“三农”。可以这样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时,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也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时。


就我国现阶段国情而言,推动农村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存在需要和可能性空间。在计划体制时期,农民没有自由支配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只能依附人民公社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源;农民必须按时出工,没有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原有的人民公社集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于一身,国家通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渗透到农民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农村根本没有非政府组织生存的空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通过承包拥有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农户成为农村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农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作息时间,并选择干什么;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实行政社分设,同时,在原生产大队成立了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
由于国家对社会干预的减少,逐步呈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活跃的市场经济,农村开始具备了非政府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然而,由于我国农业制度脱胎于建国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具体制度的安排上还存在着遗留下来的问题,相应的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尤其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生产性和非生活性负担超载;农村缺乏长期稳定的多元化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难以完全满足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农民自身文化科技和信息化水平较低,农村特别缺少能够联合农民、应对市场、维护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的自治性的合作经济组织,致使农民在经营中承受巨大的市场风险和在谈判中的弱势地位很难规避和改变。由于我国“三农”问题积重难返,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农业的脆弱地位并没有获得根本改变,更没有使农业走上良性循环和与其它产业平等竞争的轨道;农民尚未取得“国民待遇”,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带来了严重后果,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民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农村社会发展滞后,城乡差距趋于扩大。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比较多地集中在农村,农村是社会管理最薄弱的环节。因此,通过制定系统规范的农村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培育合理的农村社会结构,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关系,回应广大农民群众的诉求,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的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综上所述,改革农村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促进农村组织发育,建立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是我国现阶段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内在要求和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因而,也是我们设立“农村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意义之所在。

这次论坛的组织工作,展现出“三新”的风格。一是新学会展示新风貌。举办论坛是对学会工作综合素质的实际检验。办一场成功的论坛,既要有选题的准确性,又要有论文组织的能力、社会资源的协调能力以及办会能力。福建省社会建设研究会在我社科院是一个新兵,成立刚一年,但是就能有勇气牵头承办论坛。与会同志从今天的论坛中,会感受到这次论坛内容实、会务工作组织细,还有些值的肯定的小创新。二是论坛形式组织上有创新。通常我们其它学会组织论坛的论坛,常常在学界与高校中循环。这次论坛议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请基层的村支书参与互动,这就是创新。三是论坛会风新。论坛不设主席台、不摆鲜花,体现了中央关于改进会风的要求。

希望本次论坛的举办,能为农村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创新这一重要命题搭建一个公共交流平台,为政府、学界和民间搭建沟通桥梁,发挥解放思想、激荡民智、献计献策的作用,点燃思想的火把,高举科学发展的旗帜,为促进福建省社会管理事业的发展敬献微薄之力。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